一个被卖到东北农村的朝鲜女人真实的故事,没有悲伤没有悔恨

2021年8月26日 109点热度 0人点赞 0条评论

从朝鲜到其他国家,或是被遣返,或者滞留。除了上面层面的阐释,他们的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到中国16年的朝鲜女人英花,已经彻底成为了一名东北媳妇,抱怨中国看病贵,怀念在朝鲜的青春岁月,但回去从不是她的选择。

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县城的医院,呼吸科。吸着氧的男人倚在角落里,粗重的喘息隔着人流仍清晰可辨。

英花正陪着丈夫排号等病房。她穿了一双棕色的小皮鞋,短丝袜,黑裤子,搭配粉红色的毛线衫和灰色外套,像一个女干部。我去过平壤,大街上的女人都穿得这么正式。

她的头发卷卷。“你看,天生就是卷的。”她见我上下打量,脸上略有些羞涩,随即又叹口气说,近几年头发开始白了,哗哗掉,少了很多。“操心,他病得也厉害嘛。不是我没出息,干活累的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。我有钱了么,想打扮打扮自己。朝鲜女人的头发好多都是烫的。我的是自然卷。”

她的中国话还是不太顺溜,和当地方言不像,有时还蹦出几个朝鲜语单词。语速快,像竹筒倒豆子。

我请她慢慢地讲。

挖煤,英花从嘴里吐出这么两个字。她躺在病床上的丈夫,曾经的煤矿工人,染上了尘肺病。病是2007年查出来的,开始只是喘不上气,不能下地干活。后来发展到晚期,胸腔积水,做引流手术,胸前身后穿了好几个窟窿。英花就成了全家唯一的劳动力,带着两个孩子,还要照顾婆婆和丈夫。

她差点嫁给北京人。“当年北京那个男人要是愿意出钱,也许我不那么苦。”16年前,丈夫花了一万三千元,把她领回家。在这之前,领路人还带她去过北京郊区,有个男人也看上她,价钱没谈拢,便作罢了。

那会儿,一斤猪肉卖两三元。丈夫在矿上,肯下力气,攒够了钱。

英花的记忆中,丈夫那会儿胖胖的,看上去壮实,踏实。“我也是姑娘嘛,眼光高。我看我们家的挺老实,啥都不吱声。但是一说话,有男子气。”

成家后,丈夫倒也疼她,可惜一直过着苦日子。围墙塌了大半,是她来之后才修起来的。“他们家特别困难,也没什么亲戚,老妈七八十岁。他一年到头也不回家,在矿上挖煤。后来想过日子了,回来了。37岁娶的我。”

我后来去过她家。小山村离着县城几十里地,没有公共交通。屋子在个小山包下面,只有三间平房,土砖裸露在外。泥地板坑洼不平,卧室的墙和天花板倒是用纸糊得整整齐齐。纸是从孩子用过的教科书上撕下来的,已经泛黄,到处是裂缝。英花说,这还是四年前糊的。

仅有的一张炕上,靠墙随意叠着一些衣物,被子高高垒起,用一付印着大“喜”字的旧床单遮着。这床单是结婚时置办的。

这张炕上最多的时候睡过一家五口人,婆婆,丈夫和她,还有两个孩子。两年前,婆婆去世了,炕上少了一人。去年腊月,丈夫终归也没挺过来,炕上又少了一人。两个孩子都上初中了,如果不放假,这张炕是她一个人睡,清冷清冷。

 

丈夫病重那阵子,英花到邻乡的蔬菜大棚打工,一天能挣七十元。她天天去,早晨五点半从家里走,下午六点回。白菜,丝瓜,啥都种。一个月下来,能挣两千块钱。

大家喜欢围拢来看她,“外国的人”居然也会干这些活计,还干得不赖。

她已经习惯这些异样的目光了。在村子里,英花尽量不开口说话,把自己打扮成普通的北方农妇,戴一顶印染着彩色花朵的帽子,再用丝巾把耳朵和半边脸颊遮起来。

她却很愿意跟我这个外人讲自己“出家”的经过——她这样形容离家出走到中国。

图 | 英花的背影

英花在平壤东部的咸兴市长大。咸兴是咸镜南道的首府,朝鲜第二大城市。她上了6年中学,后来又念了3年大学,专业是园林绿化。毕业后,她没找到工作,于是回家。

24岁的时候,家里给英花介绍了个对象,是三嫂娘家那边的人。父母对婚事很满意。英花有些遗憾:上中学时,有个姓朱的同学喜欢她,可是家里反对,两人就没在一起。

英花的对象是个大学生,结婚时还没有毕业,“要念7年,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。”

这桩婚姻并不幸福。英花没生小孩,还得了黄疸性肝炎。她老感冒,有时上吐下泄,全身浮肿,眼睛瞪得老大。这病不好治。她和丈夫经常吵架,后来便离婚了。英花说,丈夫外边有人。

失败的婚姻对英花是个巨大的打击。她失去了依靠,回到娘家。此时父母已经去世,大哥在外地工作,嫂子说她没出息。

英花说,嫂子对她不好。“她有两个小子,一个女儿。我要吃啥东西,不让。我们是城市人,没地,没工作,”她叹气,“要不是这样,我能上这来?我何苦?”

英花“出家”是2000年的事。她带了两万元朝币出门。这些钱,在她越境之前就花光了。她说,那会儿,在朝鲜,一斤大米值十来块钱。

我后来查了资料,英花第一段艰难的婚姻,恰处在朝鲜的“苦难行军”年代——1994年到2000年,朝鲜发生大面积的饥荒。根据不同文献估计,死亡人数在24万到350万不等,大多是饿死或因营养不良病死。

 

英花的肝病,多半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。她自己不知道这些,也从来没上过网。

 

她不愿回忆自己穿越边境的过程。只是说,走大道过来的,中国当兵的,朝鲜当兵的,啥都没看到。

 

很多脱北者曾回忆跨过鸭绿江时的艰险。他们往往选狭窄的河段,手牵手趟水而行,避免被没过颈项的激流冲走。一旦被发现,朝方士兵就开枪射击,河面上漂浮着尸体。

 

入境中国后,有人领着她,一路到了沈阳。后来,她上了一辆去外省的大巴车,被卖到这个穷山沟里。那年她29岁。

领路人还带着另一个朝鲜女人,英花跟她没讲过话,不清楚她老家哪儿的。“我那会儿脾气不好,不跟人家说话,不会偷,不会骗人,太老实。有的人为了钱,很多胡说八道的。说朝鲜穷,说这样那样。我不那样。”她把自己跟别人区分开来。

英花记得,领路人是男的。同村的人却说,人贩子是女的,本地人,后来不知所踪。

结婚之后,丈夫还是在外地挖煤,村里的妇女逗她:“一年到头不回来,你不想他啊?”她总是默不作声。那时候他是顶梁柱,一年能给家里带回五六千块钱。

后来女儿出世,丈夫才开始恋家。生孩子时,她的身体特别差,黑瘦黑瘦的,不想再生。丈夫不干,还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。第二年,英花又怀孕了。“小子生下来,那家伙,他特别特别高兴了。”

英花对婚姻有自己的解读:“就是过日子嘛。人都说爱情爱情。咱不是爱情。两个人一起,有了孩子,就是情感,就是过日子。这是疼爱,疼热。”

“人家小孩还有跟妈犟嘴的,我们家丫头小子都懂事。”两个孩子让她自豪,现在他们都上了初中,奖状贴满了半面墙。英花说,全年级1600人,丫头的成绩排两百来名。儿子最好的时候考了全年级第三名。

丈夫死了,现在英花只能靠自己。

她想挣点钱,先把三万块钱的债还了,其中两万还是丈夫的病友借的。她也想翻新一下破房子,刷刷墙壁,但计算一下得花费上万,只好打消念头。

这个家实在穷,吃着低保,还是入不敷出。她放过羊,趁羊吃草的时候,就捡点山上的蘑菇。蘑菇只有夏秋的几个月才长,干的15块钱,湿的7块来钱。卖羊的时候,两个孩子舍不得。他们都没吃过羊肉呢。

如果不是男人生病,日子也不会这么苦。她有时候也气愤不平,“你们中国太累了。我们朝鲜看病不要钱。世界上看病免费的,就我们朝鲜嘛。朝鲜大家都穷,困难,大家互相帮助。当然中国有钱过起日子来也挺好,但是朝鲜平等。中国就是有钱的太有钱,没钱的太没钱。还是大家都富裕好。”

她忘不了故乡。孩子小的时候,她还教他们说朝鲜话,“妈妈——阿马尼!爸爸—阿索几!姥姥—哈拉不几!姥爷—哈蒙几!阿尼哈西哟,阿尼哈西米郭,这是你好。”两个孩子的舌头转不过来,学得不好。

在这个穷山沟里,她不知道该跟谁说老家的事。丈夫在世的时候喜欢跟人吹牛,说朝鲜的老丈人挺厉害的,当过师长。英花并不能说清楚父亲在部队时的军衔,但她确实见过父亲和领导人的合影照片。记忆中,父亲名气很大,从部队回来后,组织上安排他到咸兴的一所中学当校长。教汉语,也教历史,还会翻译日本话。

提到父亲她挺激动,那是打美国佬的英雄。“我听过我爸的故事,打仗特别冻。他立功了,戴了大星星。”父亲曾经和中国人并肩作战,“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,领导跟毛泽东说过,咱们朝鲜欠中国的东西,什么都还了,就是还不起中国流血战士的命。那时候中国没少帮朝鲜,不少牺牲。朝鲜人不可能忘。”

对那段复杂的历史,她的了解仅限于此。

英花的父亲如果活着,该有80多岁。但谁知道现在怎么样呢,领袖都已经去世

小的时候,爸妈最宠她,三个哥哥、一个姐姐都宠着她。她还有个弟弟。

大哥职业不详。二哥是船员,有一次,船翻了,二哥也就没了。三哥脾气暴,但脑瓜子好使,做生意,卖海产品。姐姐在食品厂上班。弟弟是1983年生的,“出家了”,不知是当兵还是干嘛了。

 

在朝鲜,脱北被视为叛国行为。无论是否成功,亲属都可能被牵连入狱,或关进集中营。

 

亲人们现在怎么样呢?英花回避了这个话题。她只是怀念过去美好的家庭生活,轻轻哼起歌儿来,“阿里朗,阿里郞,阿拉里啊……”眼里流露畅想和惆怅。

 

我在英花屋里坐过,总觉得冷冰冰。

家里只有两个电器,电视是旧的,电饭煲是人家送的。电视背后的墙上,挂着一幅十字绣,绣的是“家和万事兴”,大小6朵牡丹花,还有4只蝴蝶。是她闲暇时绣的,专门请人用金属像框裱起来。看上去,倒像是家里最值钱,最耀眼的摆设。

图 | 英花家中一角

平时英花挺孤单,只有邻居大姐她信得过。大姐说,一般人敲院门找她,英花不爱搭理。大姐调侃她:“我是你好朋友,是不是?”英花笑了笑,改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回应:“好朋友不是挂在嘴上的。”

“这个家,换别人早就疯了。”大姐劝她,该找个老伴了。她尴尬地说,找什么呀。手上紧张地绞着一块抹布。

她有心事,还是想着回家去。我在朝鲜时拍了不少照片,打开手机翻给她看。英花很惊讶,兴奋起来。指点着照片上的平壤图书馆,平壤火车站,说,这些地方她都去过。她有个老叔在平壤。小时候,她还在那坐过旋转木马。

开心完了,她又黯然。她本想在陌生的中国过平淡日子,再苦也不想连累谁。可是一睁眼,很多事发生。太难了!

“当你老了,头发白了……”英花突然唱了这么一句,这是她从电视上学来的。“我喜欢这歌,也不知道为什么,就是喜欢。”

她说以前放羊的时光很有意思。“大羊可疼羊羔,比人还强,找不着羔子就叫啊,叫啊。可稀罕人家。羊跪着吃奶,特别好看,找不到妈也叫啊,叫啊。有时候看动物比人还亲,比人还强。”

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说这些,只好问,你现在幸福吗?

英花沉默了一会儿,放缓语速说:不幸福。

“生活太多压力,太孤单,有话也不敢对别人说,藏在肚子里头。我跟你说话太多了。上中国来,对任何人,从没说过这么多。特别特别孤单。人的青春有几多啊。我最好的日子就是上学的时候,再要年轻的话,我不来这儿了。从没想到会来中国,做梦也没想到。”

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。自己的一生在29岁时就毁了,得让孩子慢慢长大,做有用的人,别学坏,既是为了自己,也是为了国家。

英花很奇怪,中国很多孩子上到初中就辍学。而朝鲜,一直到高中都是义务教育。“咱们朝鲜必须要念。没有高中文化,你脑子差劲了,国家发展不起来。我说的你听懂了吗?不读书,做不了大事。”

“等丫头小子长大了,长出息了,有钱的话,去长白山转转。我们叫白头山。人生最忘不了的,最好的愿望,就是去白头山嘛。我还想看看我姐姐。丫头小子还可以看舅舅,去看舅舅可以吧?”

说着说着,英花声音低下来。我再问,她只是沉默。来中国16年了,她还是个黑户,没有身份证,连火车都坐不了。怎么去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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